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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


2020-07-09

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 据说,若在影院听到响亮的笑声,那裏就是家明的所在。(冯凯键摄)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 摄记曾是家明的学生,说当年反国教期间,课上家明直接把学生带到运动现场。(冯凯键摄)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 《视听之余──香港及华语电影杂感》,家明着,突破出版(网上图片)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 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 影评达人家明 看电影 看人心

学生一哄而散的空寂校园裏,商场混战的翌日,暑假的古蹟校舍静好得如时空跳接。这星期湾仔没有戒严,书展没如宠物展被粗暴腰斩,「如常」举行。影评人家明是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的高级讲师,这天回到伯大尼校舍备课。记者想起舒琪为家明新作写的序言,提到成为院长后,因行政手续多年未能为他争取正式教席,说「其间我一直害怕因此而失掉他」。这句充满爱情电影色彩的独白,教人想像这位院长若今天走过阴暗走廊,从门外探看背光的家明专注地读资料的身影,心裏滋味如何。家明却无所谓地笑笑,说自己兼任时已很享受,「有咩好得过有份工人哋畀钱你,你可以继续睇好多电影同资料、谂好多问题?」他补上一句,「这可以是一辈子的」。新书结集他二○○七年以来的一些影评作品,书名中的视听之「余」,所指从大银幕光影折射的这些余光余音,他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,究竟是什幺?

1. 写影评 因为「不忿气」

家明的书桌靠窗,阳光从旁边的大木窗大把地洒进来。记者以自己的名字打开话题,说起八十年代电视剧《香城浪子》的女主角,家明大呼有趣,马上在面前两个并置的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搜寻,「是庄静而饰演!首歌都经典啦,梅艳芳首《心债》脍炙人口,咁你真係好影视喎!」记者有点脸红,反问他充满书卷气的名字来由,他笑说的确曾追问父母,「佢哋无咁intellectual,应该不会睇亦舒,纯粹因为响亮好听」。父母也许没看过亦舒,但在电影作为流行娱乐的八十年代,最喜欢带两个儿子上电影院,「我细个住东头邨,旁边是新蒲岗的丽宫戏院,专做二轮西片」。票价因映期落后相对廉宜,一般基层都能应付,让童年家明能一次一次进场,半懂不懂地追看中文字幕,看《星球大战》、Superman,明星和特技都叫他着迷。

今天若仍有二轮公映,家明一定等不及了。因为在「上完礼拜一就预备礼拜三,上完礼拜三就预备礼拜五」的教务外,他每星期固定给《星期日生活》供稿,洋洋洒洒数千字评论当下新片(《星期日生活》页十二),新片上映首天他就冲进戏院,看过首映也可能多看一遍,最近写过的《上流寄生族》就看了三次。星期六的截稿日他整天埋首赶稿,一星期只有周日才能跟两个女儿行行山。

家明年轻时大概不曾想像将来会对行山如此憧憬,他说自己很无聊,也不好意思提起,中学时期每逢假日都巡视港九各区KPS(金狮影视超特店)分店,无目的地搜索,也会锁定一些觉得好犀利的导演,像马田史高西斯。年纪轻轻,怎知什幺是好?他想了想,「喂,其实点解会开始写影评呢?就是当初睇《电影双周刊》。我真的不忿气,顶你个肺大家都睇同一部戏,点解你睇到咁多嘢?」终有一天他的影评正式刊登在杂誌上,但在此前,也发生过一些插曲。

二○一四年,中大博群电影节在圆形广场播放台湾电影KANO,联手策划的家明和周保松都在现场看得血脉沸腾。而原来多年前他早已因对方脸红耳热,笑说「有啲过节」。事缘大学时他俩因同住知行楼相识,「佢搞学生报,我写文给学生报,睇番当然写得好渣,出了一期,第二期唔出!我好鬼嬲,仲走去搵周保松算帐」。他笑指此事某程度驱使他在外面开始影评之路,当中包括《年青人周报》。杂誌本有固定写手,家明却胆粗粗投稿,怎料主编唐生主动约他饮茶,说仰止不写了,问他有没有兴趣,大二的他就开始以「家明」为笔名,开始每星期在专栏上写影评。他装一个打电话的手势,「开始打去电影公司说我是写稿的。稿费奀到抽筋,但有好多试片、首映可以睇」。他亦开始跟朋友如小伟在校内搞电影会,钻研经典,每年电影节都疯狂追戏,「发现哗电影世界除了荷李活形式,还有很多种,开始接触艾慕杜华,咁colourful,咁癫咁丧,可以咁百无禁忌」。

艺术系训练 以美学角度观影

家明是中大校友,当年宿舍房间窗外是一览无遗的吐露港,这位艺术系学生也曾兴致勃勃地在书桌上摊开画纸作画,但那是为数不多的经验。艺术系的课他不喜欢就乾脆不上,夸张得偶尔发现功课当天要交,四出问师兄有没有去年课上画好的画可以借他。他更多时间泡在联合书院图书馆看电影,同学笑他更像主修电影,但回头看,艺术训练始终对他的审美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,「我觉得最大问题是,坊间好多影评完全不触及美学层次,纯粹讲故事启发、寓意,读剧本已经可以做评论啦,这有少少亏待了电影这个媒体」。剧本影像化的过程必然牵涉只能在电影才能看见的东西,比如构图、颜色、线条、比例、剪接,甚至声音处理,这种敏感令他的评论文字有了着重美艺的特色。

家明说「detail is art」。这裏的「art」指涉的似乎是更宽广的艺术定义。他认为任何吸引和耐看的往往都是够仔细,为了避免「穿凿附会、大吹水、无证据」,尽量在电影文本裏找更多证据。家明评《上流寄生族》的上下篇就透过深探家居的空间布局阐述分析,记者问他是不是要辨认在戏院摸黑抄写的歪斜字体,他捡起一支笔快按两下,笔嘴发出光柱,「我跟工作坊学员讲起日本出了支咁嘅笔,老友记唔係讲笑喎!学员好好,订了几支送给我」。但因为怕滋扰人,他宁可坐在前排,靠银幕折射的光为手上的笔记本照明,除了笔录,偶尔更会简画构图。「《上流》我睇第三次时就坐第三排,写成十页,因为知道策略,间大屋要搞清楚方位,几层裏面有什幺出现过、无出现过。」

2.好的电影 令人更明白人

少年家明曾幻想大学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,曾为试探图书管理员,故意问对方「这裏好像有《战舰波特金》㗎喎?」「点知佢话『《金池塘》咪仲好睇』。那是珍芳达父女演的温情片,我当时年轻,藐这些戏,心想,我们对话已经完结喇。」今天的他笑说现在又可能几锺意,坦白自己有个「罩门」,有关父女亲情电影,ok少少就很容易被触动,「做了老窦,可能更明白人与人的关係和人的限制,知道自己的限制」。而他认为好的电影,其实就是能令人更明白「人」,「好简单,现在『反送中』,看即时新闻同报纸,太多标籤。但尝试钻入一个人的世界,他一定有前因后果」。他说起台湾一九六一年的一宗谋杀案,那是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后面对的首宗少年杀人案,「当时报纸全都说那个仔是太保是飞仔,点教仔可以令一个人咁细个就杀了隔篱班的女仔」。长大后成为导演的杨德昌当年是杀人犯的邻班同学,「当年是初中生可能不明白,长大才知道根本跟整个国民政权的迁移、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矛盾,甚至与作为青年成长重要启蒙的电影都有关,暴力的实行,那时有西部片枪战、剑客片刀剑斩杀」。杨德昌将错综複杂的瓜葛编织成四小时长片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「看完后,你没法怪那个杀人兇手的,会明白电影的力量,不会咁容易落到不负责任的标籤」。他说,这就是现在主流媒体和艺术之间应该有的差异。

藉电影了解年轻人心态

记者邀约访问时,家明的电话打不通,后来才知道他当时身处台北。他说起在「台北电影节」上看到的几部作品,包括智利的《索菲亚的夏天》、南韩的House Of Hummingbird,碰巧都是关于少女成长的迷惘挣扎,「虽然这班少女未成年,但是相当感性和早慧,她们很多事甚至比成年人看得更通透,因为成人太多利益包袱。电影很多时表现这种眼光,不断提醒我」。而即使身处异地,看的是其他语境的电影,他却不由地想起香港这个多月来反修例运动的窘境,「建制派对年轻人的仇恨、厌恶,某程度都是两代矛盾。当然这是很天真的想法——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那堆电影,尝试进入年轻人心态的好电影,会不会对这次运动、年轻人改观呢?我有这样的盼望」。

3.乱世中的影迷 不能独善其身

这年六七月,香港非常动荡,游行抗争过后,五项诉求未有一项得到回应,目击过警察如何在商场围堵示威者,要重新投入日常生活,可能吗?记者好奇家明在电影院的空间裏可会感到与现实世界断裂。就在紧随六.一二的星期日,家明在专栏开天窗,写上「林郑及其党羽,漠视百万民意,残害我们子侄。必须立即撤回恶法,引咎下台」。「那个礼拜,我同黎佩芬(编辑)讲,真係无心机,电影已经不重要了。写咩啫,所有嘢都irrelevant,仲讲电影?我说我不写了好嘛?甚至讲以后都不写了」。

电影院是犯禁场所?

坐到电影院裏,他知道所见的都是政治,「若然说香港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,咁其实,也没有能独善其身的影迷」。他感慨这些年来,《十年》卖座院商却主动下架,《地厚天高》因触及港独、《消失的档案》讲六七暴动怕引起社会矛盾,都难以公映,统统是无形的自我审查,「电影院本身就应该是犯禁场所,看着银幕,既公共又私人,勾起你好多潜意识、欲望的投射。最多设一个审查限制,不让几多岁以下入场,但什幺都应该可以看到,都可以流通」。他亲身体会过香港数十年来得天独厚的自由土壤,让他能在丽宫看到那些看似主流,却在那时大陆观众根本无法想像的西片,当中情爱和裸露场面给予他关係和性的启蒙,而台湾当年因通过「301条款」否定平衡进口,不经本地发行的作品无法进入市场,而家明在香港的KPS却能尽情搜索喜欢的影碟。这些体验,让他生出捍卫的责任。

除了此等对影迷的实际影响,香港电影调节生存的方式也反映政治经济变化,部分作品描画了港人的集体情绪。《视听之余──香港及华语电影杂感》一书收录的影评,一方面对焦文本,另一方面亦侧写电影如何因工业型态及政治气氛影响。书中「夺命金」部分,影评回应香港导演在中港合拍片中「被收编」的批评,写一些资深导演如何乘着浪潮,例如徐克的《智取威虎山》,如何在这种机制下利用更多资源实践自己的风格;而「本地蛋」则写及一些「留下来」的年轻导演如何寻找适合本土口味的出路,家明说,例如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和《翠丝》都不约而同有一个未及长大已经死去的角色,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光,反映一种缅怀的情绪,这与后九七怀疑「五十年不变」的焦虑已明显不同。

4.在电影中看到希望

笔耕多年,家明始终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读者,说多年来只收过一次来信,内容针对他对《海角七号》的评论,说他太年轻所以不懂。他笑说自从专栏需要付费才能读,令他写得更安心。读者面目模糊,用力投掷似乎掷向虚空,在这样坏的年代,谈电影对他还有什幺意义?他说好的电影让他在绝望中仍能看见一线希望,「看完《天水围日与夜》行出戏院,哗这个世界靓咗。人的美善,关怀、情感。睇到我喊,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值得的,对人还是相信的。当作品在你身上体现了影响,对世界有些改观,你都希望透过它影响其他人,发现艺术有这种力量,自己的文字又可不可以做到呢?」

给当下的香港人介绍一部电影,会怎样选择?他低头想了好一会,「一部九十年代的电影,叫《土地与自由》」。电影讲述一九三○年代在一个英国城市生活的年轻人,因为听到西班牙正在打一场对抗独裁者佛朗哥的正义之战,主动加入本与其完全无关的战争。戏中一幕讲到西班牙某地后来被民众佔领,他们开会讨论土地改革,彼此间出现许多矛盾,最后自由派因四分五裂而败仗。家明觉得这幕与雨伞运动非常相似。而电影的开头,一个年轻女生召救护车送她爷爷到医院,爷爷却在途中死去。她回家从柜裏翻出旧物,包括爷爷一九六○年代到西班牙打内战的日记、一条革命的红巾和一把泥土。爷爷就是那个去打仗的年轻人。孙女将日记一页页翻看,才明白爷爷年轻时是一名激进分子,有抱负有理想。

面对荒谬现实 调侃是哲学

家明说,最精彩是最后一幕,「孙女在阿爷的葬礼上,将那把西班牙的泥土放到墓穴裏。这个孙女本身打扮好潮,明白了这个阿爷,这个革命的种子有机会变成一种传承。这个孙女在乎啊!看到爷爷再不是个废老」。当下的香港也许教人绝望,家明在空旷的办公室裏大呼一声:「但你信人啊!信信念啊!」「有些东西阿爷死时都不会知道,但不知道种子一直可以发芽下去。」回应影院外的现实,家明形容自己的写作风格是「调侃」,「对住香港咁多荒谬现实的时候,你没办法跟现实硬碰嘛,唯有是一种颠覆、一种挖苦。调侃都是生活态度,或者一种创作手段,甚至一种哲学」。「不过有时我都嫌自己文章啰嗦,水蛇春咁长,边个睇你丫。」搁笔之际,记者深有同感。

文 // 潘晓彤图 // 冯凯键编辑 // 王翠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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